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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网络公关 2023年06月16日 19:58 271 陈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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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监测,各行各业其实都存在,怎样让网络舆情监测,网络品牌形象维护综合统一起来,如何打造优秀的网络品牌形象,是社会、企业、家庭及个人必须思考的现象。参考下文予以分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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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中国佛教界发生了一起由网络舆情引发的大震动,引发佛教形象危机,最终在主管部门的介入下得以平息。这次事件也提醒佛教界人士,再不可忽视网络舆情,更不可抱着“是非以不辩为解脱”的老观念予以应对。本文作者从多方面分析了当前佛教所面临的舆情挑战,并提出了应对办法,非常值得一读。



一、引言


中国现行诸大宗教中,源自古印度的佛教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完成的中国化无疑是最完全、也是最出色的。而佛教中国化的新时代任务,是顺应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大势,乃至于正在形成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探索互联网深化时代的中国化路径,为变动不居的人心守护、为扶摇直上的家国护航,以至为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支持。


在当前时代,传媒格局不断变革,人心格局发生变异,佛教的弘传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境遇。这给佛教自身的发展提出了“网络安全”的命题。从被动的角度讲,佛教所在的信息环境多元庞杂、泥沙俱下、热点频发,佛教自身应对不暇、处理难周,从而催生出一个建立“佛教舆情监测”的主题;从主动的角度讲,当代的人心变异与注意力涣散,使得佛教传递正知正见、显现本来面目的阻力加大,从而催生出一个构建“佛教公共美誉度”的主题。如果能成功解决上述两个命题,那么佛教温和、亲民、爱国、慈悲的本然特质,自然而然便深入人心,自然而然便与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相适应,从而在互联网时代将佛教中国化推向又一个巅峰。


二、佛教视角下的互联网舆情新版图


在佛教世界观里,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幻化人心所打造,而当众多炽烈的情绪、焦躁的人心汇聚到网络上时,网络就已然成为与现实殊无二致的“实体环境”。佛教视角下的互联网舆情新版图,有以下两个层次的表现形式。


(一)传媒工具的演进


“媒介即隐喻”是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的核心观点,他认为“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个判断实际上在表达,媒介能够以一种强大的隐性力量来规定现实世界。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传媒形式,佛教界是不能忽略不管的,因为不作为、不应对的宗教团体将会被排除在这个“现实世界”的正常秩序之外,从而被彻底涂污和边缘。如果还有人只是把互联网所创造的种种传播形态——比如当今遍一切处的“两微一端一圈”(微信、微博、客户端、朋友圈),视为是传统的社会传播链条上的一种延伸和补充,那这无疑是基于传统观念的自信、傲慢所导致的战略操作上的一个严重误区。


当今传媒工具的演进,主要表现在介质的技术更新、传媒平台影响力发生地域性差异、线上文化活跃度发生地域性差异、以及物联网深化发展带来的变革等四个维度。


首先,是传播介质的不断升级。有目共睹的是,智能手机的海量传输能力及其方便携带性,对人类有着“反客为主”的牵引力。它的便携,导致的结果是无处不在;它的小屏,导致的是海量碎片化信息;它的黏着力,导致的是引夺注意力的方式、激发情绪的方式一再浅薄化和激进化。进一步,基于通讯技术的更新,文化形象、思想、意境的传媒工具完成了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新传媒介质的更迭过程,迄今历经了文字时代、读图时代、视频时代、直播时代等多个阶段,信息的传递更直观、更迅捷,也更浓烈。还有一个亟待重视的趋势是,当前因特网、电讯网、广播电视网正呈现出三网合并的趋势,娱乐化围剿将使人心持续外驰,进一步挤压网民自觉思考与独立判断的心理空间


其次,传媒平台影响力发生地域性差异。在影响力维度上,国际上Twitter(推特)和Facebook(脸书)影响力较大,但是在国内的互联网舆论场域中,无疑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主导着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议程。中国人的文化表达与舆论传播,有着自己的民族工具与语言环境特点。据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微信的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到7.20亿,占网民总体的93.3%,微信朋友圈使用率达到了87.3%。微信已然不仅仅是一舆论平台,随着工具承载功能的不断扩展,微信已从功能有限的社交APP升级为几乎无所不能的“网络神器”,并逐步成为移动互联网的入口级应用平台。微信还有效拓展了所覆盖的用户年龄层跨度,50后与60后这一批有产者、有识者,已经大量涌入微信平台,朋友圈的舆情出口比重正持续升级,进而改变了舆情的传播范围和影响效果。


再次,从不同地域的互联网文化活跃度来看,现在中国大陆的网络文化活跃度远超于港台地区与东南亚各个国家,与欧美国家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需要重视的是,中国大陆的网络舆论已经深度参与了中国大陆文化形态的变革,相比于其他地域,其当前的影响力也是更大的。我们的互联网传播规律与舆情规律已然形成中国特色。


更进一步,物资流通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网络功能之一。通过物资的流通,同时将观点与思想传递出去,是当前的网络文化传播的一个新形态。物联网的发展与深化是互联网舆情传播中的一个重大前沿趋势,也成为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中国各大电商都在主推由更加升级的物联网所承载的“新零售”概念,使得人心与念头向“物质化、实体化”的转变更加迅捷。新零售界的口号:“你的消费欲念刚一升起,支付已经完成了!你的消费欲念还没有退去,快递已经上门了!”网络与商业联合对网民心念的把控与钳制,发人深思。


(二)舆情传播规律的演进

在传媒介质不断变革的基础上,当今舆情爆发与传播的规律也在同步演进。首先,如今的传媒结构及传播方向已经转变为“倒三角结构”。随着自媒体格局的成熟,当前时常呈现的是自媒体—门户媒体—官方媒体的自下而上的倒三角结构及传播方向。众多舆情事件的首爆点往往是自媒体、私媒体,随后在事件热度升级的过程中,众多媒体平台开始争相“蹭热点”,再伴随着门户媒体和官方媒体的逐步介入,进行正面报道和深入解读。当然,正式媒体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澄清谣言、破解迷局、端正价值导向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及无法替代的作用。


进一步,作为所谓正式媒体的一员,行业媒体或者称垂直领域媒体日渐成熟。在无形且深远的网络舆情场域中,当今的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搭建本位发声的、正面释放圈内资讯的行业媒体。显而易见,如果某个行业长时间处于无声状态,则很快会被淹没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碎片中,被编排事实、被扭曲形象,或者渐渐淡出大众视野。通俗来看,佛教界也可以算作一个行业、一个垂直领域,佛教的正信、正见、正行,具备着相当的“专业性”。如果佛教的行业媒体或者称垂直领域媒体在“两微一端一圈”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上布局不到位,自然也避免不了将行业话语权拱手相让。曾有学者将“佛佛佛”这样一个充斥着心灵鸡汤与不专业见解的非佛教微信公众号统计为佛教界的头号发声平台,其引夺的力量可见一斑。


再次,微群利害之争盖过大V意见之争,意见领袖的影响力骤降。在微信平台的舆情场域中,微信群、微信朋友圈内部的互动非常活跃,广场式的鼎沸之议逐步减少,沙龙式社群互动发展迅猛,这使得网络大V(意见领袖)的社群影响力骤降。并且伴随着微信功能的扩展、商业资本的投注等,微信群与群之间的隔离有时候是利益的分界,这种利益之争盖过了大V之间的意见之争。与此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媒体成长、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媒体发声能力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为个体的意见领袖的权威性。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社群正趋于凝聚和活跃。伴随着舆情场域意见领袖的风光不再,以智识、偏好、认同等差异性塑造的网络社群更加细分、更加抱团,小众化、小规模的圈子交流深入和彻底。以知乎为例,截至2018年5月,知乎注册用户达到1.6亿,回答数量超过1亿个,同时知乎的用户结构也在变化,二三线城市的用户开始成为知乎的中坚力量。知乎是智慧型网络社群,通过对用户偏好的强化增加用户粘性,对各类议题的观点呈现多元化与去中心化,成为一种有特色的网络社群凝聚方式。知乎网的逆增长启示我们,互联网正在以更近身的、更个性化的服务迎合其间的每一个众生。佛教的弘传能否迎合这个潮流实现“精准供给”,是必须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三、互联网深化时代的宗教信众新特性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置身于新型互联网舆情生态中的宗教信众自然也无法离开大的历史趋势与潮流,也不可避免地展现出一些新的心理与行为特征。这不仅是今日佛教弘传中需要重点关怀的新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佛教发展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困境。

(一)情绪反应更浓烈,越公正却越偏私


网络习气,可谓是自媒体时代导致的高科技精神副产品,当代网民无不沾染,网络信众也不可避免。传媒工具的便捷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先验渴望”,短频快的交流方式催熟了具有现代特征的焦虑与烦恼。“看一半文字、零思维、双倍反应”的浓烈情绪模式,迅速蔓延成常态的公众行为惯性。加之当今网络空间的合理化秩序尚待形成,网络实名的前景尚不明确,目前网上话语空间几乎就是一个绝对宽松自由无约束的环境,情绪宣泄的自由度大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进而,浓烈的情绪模式导致简单粗暴的评判模板,促使“管不好自己就管他人”的教条情绪迅速形成并占据统治地位,“自媒体”逐渐演化成“私媒体”,“自由发言”也逐步演变成不负责任的“藏污纳垢”与“发泄私愤”。人们热望的公平正直的公共话语环境反倒在“越公正越偏私”的话语风潮中被颠覆——在以前,我们看到的是越公正的,是越捍卫大众的,可是在自媒体的传播时代,越是代言大众的、叫嚷得厉害的,却越假“公正”之名来行“偏私”。甚至线上线下,对于某些特殊利益集中关注的投机者,往往会别有用心操纵舆论而把持话语霸权,堂而皇之地口头仁义君子、内心阴暗狭隘,不断影响舆情进程,正信遭受打击,公序面临挑战,舆论毁人坏世古有先章。


(二)“我执”更加深重,请法变成点菜


大众媒体时代意味着大众的选择是占主导地位的。个人意志的凸显成为时代标签,“只获取想要得到的,只相信愿意相信的”,于众生世界更加执着我见,可谓是“深度我执综合症”。“疯子买,疯子卖,还有疯子在等待”“干掉熊猫,我就是国宝”这些网络口号的风行,无不是网络空间里个人意志膨胀的真实写照。作为宗教信众来说,如果只接受自己喜欢的、只相信自己相信的,那么“请法”就变成了“点菜”,对佛法的殷重心就会发生向“消费佛法”转向的畸变。随之而来的,是以害为益、颠倒取舍的问题高频率发生。


进一步,网络谣言频繁爆发,不仅与当前大众网络烦恼、审丑心态、下限心态等情绪密切相关,更与大众的“只相信自己相信”的强烈个人意志相关,频频衍生出“求求你骗骗我”的闹剧。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总结,含糊性×重要性=谣言,或者也被解读成:谣言的杀伤力=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不少人在借助所谓的弘扬佛法坚持不懈地造神,导致信众在信仰过程中接二连三的上当受骗,所用的伎俩也不过是上述公式所表。而根据当前佛教谣言在信众中的扩散经验来看,本文提出谣言的第二个公式:“盲目性×迫切性=上当受骗”。便捷的网络工具催生的理性判断的下降、烦恼情绪的叠加,让网络谣言在当代拥有了更多的受用者、受害者。抵制谣言的传播,尽可能地降低人们的盲目性,提高信众的分辨能力,树立基本信仰常识,保护信众不被邪信引夺,也是网络时代为我们提出的一项实际任务。


(三)检索特性带来反智状态,智力运用走向衰弱


现代网民无原则地过度依赖智能化工具,导致智力运用的下坡趋势开始初显。面对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人们以往的常态阅读与深入思考被渐渐舍弃,而且网络的“检索特性”更加剧了这一趋势。搜索引擎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用户的记忆与思维负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卸载了用户运用智力形成系统认知和稳定认同的机会。长期的反智最终导致的就会是“不智”。


对于佛教信众以及普通大众来说,往往会通过一些名词、一些片段的网络检索来获取佛教知识或解答疑惑。想靠如此一叶知秋、见微知著的方式来领悟佛法大意,可能得到的只是网络间碎片化的、偏颇的、“民间科普性质”的佛教。工具的便捷、海量的资讯到底让有心亲近佛法的人离佛法大意更近还是更远,尚得失不明。


(四)雅俗文化脱节,习惯性消解神圣


传播媒介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所传播内容的性质,即所谓“形式决定内容”。目前大众的社会阅历正在被娱乐化的网络和自媒体风潮所引夺,致使宏大的文化议题在日常生活中逐步远离,造成文化现象中雅和俗之间的脱离。现代人日渐反对任何有智慧的人和事,脑子只要稍微转得复杂一点,就是深奥,就是沉闷。这使得英雄人物或神圣性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作为一种应该尊重的对象都被无情地消解,日渐以娱乐化的方式来呈现。而一向温和示人的佛教更是难逃此劫。


今日的媒体界和娱乐圈更以市场和利益论高下。有观众缘,就有资金链;抓得住眼球,就掏得到荷包;雷得倒众生,就占得住市场。如此一来,部分资讯和图文的创作者便不惜高调行恶,打着多元主义的旗号,用边缘与恶搞的娱乐形态强占收视制高点。和佛教有关的关键词,在网络空间中的变化十分明显:文字曝光演变为视频曝光,庙产兴学演变为庙产兴商,借佛敛财升级为挟佛敛财,谩骂佛教深化为解构佛教,诽谤佛教转化为消费佛教。迷信、蛊惑、鸡汤对于信众来说,更有吸引力、更有市场。这便是今日的文化现实,现代媒体传播的向外用力与佛教的向内用力,方向截然不同。如果正当的佛教资讯传递不能有效率、有力量地占领舆论阵地,如果没有声音和行动来矫正戏谑与摸黑,那么只能任人建构,甚至任人鱼肉。


(五)“佛教样板化”与“宗教饥渴”同时存在


近年来,把佛教和金钱捆绑、和色情捆绑、和暴力捆绑来博取注意力、制造舆论风波的网络新闻比比皆是。在这样一个“媒介为王”的自媒体时代,这些网络新闻对佛门形象的颠覆效应,沉重地诠释着“谣言千遍成真理”的传播规律。这也警示我们,佛教和僧团在互联网中的形象,正在遭遇着“样板化”——任何一种人为打造的简单粗暴认知,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广泛模拟、迅速传播。这正是如上文所述的“信息碎片化、认知简单化、情绪浓烈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佛教和僧团无法以一种简单化的、娱乐化的、能撩拨神经的形象出现,公众就不知道该怎么认识你。


除了形象上的样板化,佛教法义的样板化更是大行其道。比如过分强调愚夫愚妇易得的“净土宗”、过分强调适应大众时尚生活的“禅”、过分强调欲望也可以成佛的“密”、过分强调实践证果的“内观”、过分强调必须念佛的“灾难论”——这些片面的演绎、降格的处理占据着这个时代想要亲近佛教的人们的大脑。

一个文化符码的文化意涵的诠释,更决定了周边人对其的行为范式和互动模式。僧众形象“被样板化”,就必然会遭受相应的“被样板化”的待遇。娱乐经济对佛门的戏谑、商业旅游对丛林的裹挟、地产经济对寺院的侵吞遍布大江南北,人人都想从“不神圣不严肃不硬气”的佛教身上分得一杯羹。


佛教遭受“样板化”,与佛门的话语权旁落有关,与佛教僧人在社会上“主动边缘化”有关,但与此同时,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众对基本宗教常识、宗教文化、人文精神关怀的强烈而深层次的需求。大众的“关心”,正是“宗教饥渴”的表现形式之一。物质文明高速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的同步建设,在健康正信的宗教常识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各种名目的邪知邪信就寻找到滋长的空间,附佛名义进行的各种炒作、欺诈、甚至危害更为严重的邪教也趁机作祟。


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落地路径初探


承上所述,就当前的科技态势和社会形势来说,对佛门形象与美誉度的维护、对佛教舆情的监测,势必要延伸到网络上的虚拟世界中唯有如此,才能密切跟进社会舆情中的各方压力,对不利于宗教工作、不利于社会稳定、侵害佛教合法权益的突发事件与敏感言论做好外部治理。网络世界万丈喧嚣,是佛教的踟蹰处,也更是立足处。尊重互联网,意味着更加尊重崭新的时代缘起。


佛教作为久经检验的古老智慧系统和慈悲行动力量,需要有担当意识,为转型中的世俗社会、尤其是正当紊乱的网络社会率先供给言行纲领与道德参考——这种高端供给,无疑就是中国佛教界的“供给侧改革”。为此,中国佛教界应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和行动自觉,以高质量的信仰供给,驱动社会有序健康发展,驱动道场格局提升,驱动信众成长成熟,这不仅是担当,更是生机。以下从当代佛教公共美誉度维护的几大原则,以及更具操作性的佛教舆情监测技术路线这两个层面,探讨面向中国最新科技现实与文化现实的“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落地路径。


(一)佛教护教学:当代佛教公共美誉度维护


任何领域都有所谓的“公共美誉度”,即获得公众信任、好感、接纳和欢迎的程度,佛教更不例外。虚拟互联网上的“守土有责”,是不可或缺的意识,坚守网络舆情的阵地,争取线上弘法的主动,这也是当代佛教“护教学”的基本内涵之一。当代互联网佛教公共美誉度的维护,有以下几大原则值得探讨。


第一,坚守本位,不忘初心,主动推进佛教的“供给侧改革”。无论是应对互联网传播媒介的“娱乐化浪潮”,还是应对现代网民的“浓烈习气”,佛教首先都不能偏离“以道为尊”的精神特质与传统本位。简单讲,这就是佛教在当代的出世命题:“佛法如何到世间去打滚?如何喜闻乐见又不失体统?”面对网络空间里的滚滚红尘,作为佛教界人士、作为佛陀弟子,无论采取何种方便区别施化众生,最首要的一条,依然是不忘初心、不失僧格,在互联网时代践行为僧的誓愿——阴助国政,显淑民心。只有坚守佛教生命大义的本位、坚守宗教内核的严肃性,才有望纲举目张,驾驭得了任何时代的变迁和新潮因缘。

佛教再怎么样顺势,再有多少新潮乖张的弘法形式,本质上还必须是出俗的佛教。须知,“出彩和现眼一线之隔”“英雄与傀儡一线之隔”,如果没有纲领、没有分寸地以新媒体的节奏来演绎佛教,往往就会陷入了一种被动格局:你若弘法,那么就成为了被点的菜,点了什么你只能端它上来。背后有句潜台词是——这菜须得顺了消费者的意,才有销路,否则似乎“佛法销路全无”。

这显然还是“需求驱动”的思维禁锢在作祟,反被大众世俗需求带偏了道路。还有人在宣说迷信,还有人在宣说外道,还有很多鸡汤套路事实上和佛教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打着佛教的招牌大肆流传。既然强调的是“供给侧”,就不能被“需求侧”牵着鼻子走。今天,佛法受众的格调口味、网络众生的生存纲领,应该由正法道场率先、主动为他们建构出来、框定出来。把握纲领,佛门应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和行动自觉。日照中天般若气象有了,稳健务实的抉择纲领有了,那么任凭网络时代多么新潮乖张的弘法形式都不会有问题——但凡有益、全都需要,佛教将不再被工具决定内容、被手段决定目的,不会再被起起落落的文化走向轻易裹挟。


第二,破邪显正,标本兼治,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在热衷于“审丑”和消解神圣的互联网时代,当今佛教的公共美誉度可以说是处在某种形式的低谷。佛教形象的健康事实上关乎社会大众跟佛教的缘分。如果佛教在网络上长期以负面形象示人,则很难得到应有的理解与尊重,其本身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出来。因此坚守本位、强健内核之外,更需要有“辟邪、辟谣”积极性。既要标本兼治,也不妨从治标开始,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一直以来,佛教界总以一种忍辱负重、忍气吞声的刻板印象示人。面对娱乐经济戏谑佛教、地产经济侵占庙产、旅游经济挟佛敛财、城镇化大潮驱僧夺寺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负面舆情更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无限放大,使得佛教信仰的回归之路愈发显得步履维艰。在毁谤佛教及侵犯佛教界权益的舆情事件出现时,佛教界有必要第一时间理性回应。不回应、延迟回应和回应失误造成的“舆情倒灌”,将给教界带来影响深广的损失


“治标”的舆情战,有一些基本的传播规律与应对战术需要意识到。如近来渐渐为人所熟悉的“塔西佗陷阱”效应,比喻当某一主体公信力不足、群众基础单薄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在特定语境下,对于佛教界来说也有类似的一些劈头盖脸的谣言和负面舆论几乎是无法澄清的,而且会越澄清越麻烦,越澄清越会在互联网空间中吸引不怀好意的关注和评论,从而导致越陷越深。对于这类谣言,很难有个一步到位的一刀切的应对方案,理智的对策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修复佛教的正面形象和群体威信,以长期努力求局面的逐步扭转,对于这一类负面舆情要及时总结


而相对应的,对可澄清谣言及负面舆论要不断坚持正面的声音,最终让大众看到真相,这就是对“螺旋效应”的把握与应用。在辟谣和澄清的过程中,负面的压力和对抗会如潮水般一轮接一轮涌来,明暗难料,敌我难辨。但在整个进程中,也会不断形成新的正义声音与共识力量。进而会有新一轮的负面压力、新一轮的对抗角度、新一轮的坚守、失守与再坚守。但只要不放弃,看似强大的负面势力在数轮起落之后,便开始消退;一直要坚持到最后,往往才有好的局面出现,逐渐恢复到正常而光明的舆论常态。实际上在上述“螺旋效应”的拉锯战中,往往是佛教的对立面、负面舆情的制造团队更能意识到这一效应的规律,更会娴熟地使用“蘑菇战术”即拉长战线的缠斗与蛊惑来争取主动。这就更需要我们装备好技术常识与心理准备,防止轻易陷入被动。


第三,调整思路,分清主次,由偏选个性转向弘扬共性。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本身就容易惯于断章取义、片面夸大、错误诱导,我们佛门自身就更需要谨言慎行,避免“非主流”的过分标榜、特色弘法的轻率冒进,避免被从戒定慧三学的“共性”中抽离出来,以满足猎奇心态的“个性”,沦为世人谈资。进一步,在互联网开放的信息空间里,各大传统宗教、新兴宗教、甚至佛教不同宗派之间所组成的“信仰市场”,似乎都面临着被大众自由拣选的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个性化、单打独斗式的弘法思路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否则只能接受被各种杂音一再边缘化的结果。

这就要求佛教四众弟子能够分清主次,抉择好个人自由度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平衡,由偏重个性表达转向公共学处的共性弘扬。以出家人为例,僧人之戒律清净应当是主流形象,即便是特例现世的圣僧如济颠禅师,在当时历史上的遭遇也是在杭州的各大寺院里被不停地迁单。在公共话语环境中,普及佛教的公共学处如戒定慧基本三学及其他基本善法,在当前社会环境中尤为急迫。这是由“凸显个人意志”的网络空间信众特征所决定的。


当前佛教在新媒体上的资讯可谓遍地开花,实则是一定程度上的虚假繁荣,掩盖了佛教信众目前的真实处境——大多数佛教信众依然还严重缺乏正见及佛教常识。佛法的常识大量地、体系化地、精确地公开,仍然是这个时代佛教最初级的命题,需要宗门教下把握分寸、通力合作,规避互联网时代的险礁暗滩,并肩携手保障好佛教的公共美誉度。


(二)佛教信息学:当代佛教网络舆情监测


在上述公共美誉度维护原则的基础之上,如果同时能在建立舆情专业团队、培养舆情研判人才,以及装备舆情技术手段等方面,展开契合佛教特质的探索,对于“辟邪显正”的护法努力来说将更具应用性和操作性。对当前佛教界已遭遇和正遭遇的一些舆情挑战而言,佛教界及相关机构有必要建立面向技术前沿的、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的舆情研判和应急处理机制。有条件的寺院,可以探索建立专门的工作组,适当开展一些相关研究与实践;熟悉常用媒体、常用监测工具的青年法师们可以组建本寺的舆情小团队,遇到特殊情况、舆情压力到来时,以理性的护法思路与贴切的技术手段来坚守佛教正法。本文尝试将网络舆情监测技术在佛教这一“垂直领域”的应用略作探讨,为当代佛教信息学的研究略作参考。首先,是佛教网络舆情的智能化采集。佛教资讯的数据监测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在渠道上要覆盖“两微一端”(微信、微博、新闻APP),以及网站、论坛、贴吧、博客、视频以及报刊(主流报刊多已实现电子化)等,在类型上要覆盖原文、评论、转发、原贴、跟/回帖等形式。就目前的条件看,借助商用民用平台都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上述渠道和类型的数据供给。但对于佛教舆情的智能化采集更重要的是“佛教垂直领域搜索引擎”的开发。对于涉及佛教的网络舆情来说,主题化、事件化、热点化的网络舆情是最为常见的爆发形式。佛教互联网舆情的传播有“人群聚类现象”“较强的观点性”“扩散节点较为固定”等基本特征。传统的、一般化的网络搜索引擎即使可以收集比较全面的网络信息,也会由于领域和主题范围太宽,导致检索结果中无用信息太多,很难有专业性、针对性和精确性。如果能够在教界弘法与维权经验的指导下,开发出基于佛教主题的搜索引擎,针对佛教的特定领域、特定人群、特定需求搜索符合主题需要的信息资源,提升信息的价值密度,便可以构筑起佛教专有的网络信息资源库。因此当前,探索面向主题的网络信息采集技术如主题爬虫技术、实现主题搜索引擎在佛教领域的应用,是佛教舆情监测智能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次,是佛教网络舆情的智能化分析。较为传统和一般化的数据分析包括趋势分析(如整体数量走势、情感分布与走势、渠道分布与走势、媒体地域分析)、以及重点媒体分析、热度分析及对比分析等。这些分析在目前一些比较成熟的商用民用分析平台上也不难实现,但往往只能进行以关键词为线索的、以单篇资讯为单位的分析,难以对主题化、事件化、热点化的佛教网络舆情进行综合观照。承上所述,基于主题的网络舆情分析还有赖于佛教界根据自身特质与实践积累来自行研发。在这类技术的研发中,佛教界长期弘法护法实践中的智识积累与经验积累,将在诸如语义特征抽取转换方法、信息聚类和分类算法、基于情感本体的倾向性分析等知识技术环节展开深度参与。这一方面是佛教对当代网络舆情分析技术的应用与驾驭,另一方面也是“佛教垂直领域网络舆情分析系统”不容易逾越的知识壁垒与技术门槛。


进一步,是佛教网络舆情的智能化呈现。繁复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要以清晰、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实现为相关决策提供有效参考。直观呈现较为常用的一种形式是进行周期性热点事件排行,那么构建具有佛教互联网舆情基本特征的特色舆情指标体系,即“佛教舆情指数”就成为关键。目前佛教舆情监测的实践领域及相关学术界,已经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探索,比如“三级互联网佛教舆情指标体系”即颇具代表性。该指数由关注度、活跃度与共识度加权得到,是佛教事件综合影响力的量化反应。这一体系中所使用的权重的确定,以及有关事件属性(正面、负面、中心)的确定,通常由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确定,即将佛教界大德、意见领袖、舆情专家的意见统计在其中,是定量计算与定性界定的结合。借助这一体系,可以形成佛教界的舆情周报、月报、年报及专报等——给出周期内佛教舆情热点分布情况,并勾勒出重要案列的舆情结构与传播路径。


再次,是佛教网络舆情的智能化干预。要实现对佛教舆情热点或危机的干预与疏导,首先是对佛教舆情机制演化机制的掌握,以及对佛教舆情追踪与预警的实现。从历年来对佛教网络舆情的观察来看,佛教信众与社会大众在佛教热点事件中的观点演化机制(人际水平)、集群行动机制(群内水平)与谣言传播机制(群际水平),是值得研究的重点。曾有学者尝试用计算机“行动者中心模型”来仿真上述佛教舆情机制的演化,研究成果值得参考。进而,在掌握数据和机制的基础上探索舆情热点追踪方法,并设置合理的警戒阈值以实现预警等。而干预和疏导环节,则更多倚重的是人对舆情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


承上所述,从目前客观地科技条件看,在大多数舆情分析研判和应急处理过程中,资深的舆情研判与公关治理人才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核心关键。技术设备和统计手段对舆情工作所能发挥的作用虽然巨大,但仍是辅助角色。熟悉佛教弘法护法实践经验与特殊规律的专门人才尚无法被技术完全替代。需要有意识通过内部培养、外部聘请等形式逐渐形成一支稳定的舆情观察专家式队伍。


五、总结


在环环相扣的网络时代,一时一地一人的失误,很有可能导致一个领域的舆论形势陷入被动。社会公众一旦因为不利舆情对宗教事务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消除。很多当代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往往是当事者或管理方的媒体素养不足、关注意识不到位,造成事态发酵;其后又因经验匮乏与技术空白,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处理不当,酿成事态升级甚至失控。本文以佛教观察视角与弘传实践为基础,初步梳理了当前互联网舆情生态的部分新特点,以及网络舆情监测领域中较为成熟的治理思路与技术现况,希望能对佛教界提升网络舆情观察与应对能力提供参考。


民国时期的太虚法师曾说,佛法应于一切众生中特重人生,适合此时此地之社会需要,以发扬佛教精神,由人生发达向上渐进以至圆满即为成佛。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虚拟网络正在规定甚至建构现实世界,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整个“真实的”大千世界,正在这个时代里一步一步被搬到虚拟网络上来。而网络世界的“火宅特征”,比起线下的世界或许更是有增无减。给这个新世界带来清凉、安顿和秩序,在这个新世界里把传统信仰带回上坡路、把人心带回家、把安定和美的人生带给新时代的社会大众,正是大乘佛教功德在互联网时代的延展和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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